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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当下的赵昺觉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阵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脚下炸响,自己都不知道会崩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受伤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皇权与相权的争斗将更为激烈,却非随着他的意志为转移。

    赵昺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要当下去,就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要不断的去战斗,也就应了那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当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终生摆脱不了的梦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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