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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番讨论,赵昺定下了六条和议原则:不卑不亢、有理有利、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不和亲。这既是必须遵守的铁律,也是进行和议的底线。不过既然是当生意来谈,肯定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不违背原则的问题上该让一步也是该让的。不过他要求和议的条款要拟的细致,不要怕繁琐,当年与辽、金的谈判中就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导致划界不清,双方为此冲突不断,还授人以柄,吃了不小的亏。

    赵昺还再三强调不要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千万不要为了彰显大国之风,手一挥便轻易让人。这不仅会给谈判带来不良后果,甚至是贻害子孙,要知道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太多了。好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交恶谁还念你的情,都是翻脸不认人的主,弄的你还有苦说不出,谁让你当初答应了,而要想再拿回来,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再有赵昺要求在谈判时,虽然要注意形象,可关键时候该吵就得吵,该闹就得闹,掀桌子砸板凳,甚至撒泼耍赖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轻易让步。与此一定要注意对等性,绝不能在气势上被对手压过去,其打咱们一拳,必须要还他们一脚。其实当下自己已经占了些小便宜,说是双方都派出右相为正使,而蒙元一向是以右为尊,在职务上他们要高半个格儿。

    不过也可从中看出蒙元对和议的急迫,当然也不排除恐吓的意味,毕竟当初征服江南之役是在伯颜的主持下完成,并是其接受了宋廷的投降,这使蒙元方面占据了天然的心理优势。所以赵昺决定要挽回,自己就首先要表现的极为强硬,否则手下人就不免心虚,在气势上被对手压制住,谈判时又哪里来的底气。

    大宋自立国以来先后与辽、西夏、金和蒙古都进行过谈判,但是每一次都是以丧权辱国为结局。而这次小皇帝给他们吃下定心丸,绝不向蒙古屈服,已经下定谈不成就打的决心,只这份敢战的豪气就足以让他们感慨万分了。且此刻宋军已经再次完成扩编整训,三十万大军沿江枕戈待旦,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再不必心怀忐忑或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去与敌国谈判……

    议完西南军事及和议之事,已经过了正午,可几个人却没有告退的意思。赵昺想想便明白了,肯定还有事情没说完,只能让他们蹭一顿了,而他并不是舍不得这顿饭,却是午觉睡不成了。不过他也没有抠唆,令膳房好生布置了一番,好酒好菜的招待一番。午后天气更加炎热,移驾冷阁继续开会,王德也早备下了冰盆,布置了凉茶、酸梅汤等解暑消热之物。

    再有两个月便是秋试了,按规矩朝廷要派出大员吩咐各地州府主持乡举。这不比当初在琼州屁股大的地方,喊一嗓子全岛都听见了,士子们都屁颠屁颠到府城考试来啦!现在地方大了,可又没有飞机、高铁,要提早下通知,可都到临安也搁不下,只能先举行预考,也就是由州府举行的乡试。

    经过乡试先淘汰下去一部分,剩下的再奔临安参加省试和殿试,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弊,中央要派人前去督查,而有的地方千里迢迢的,路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那就要提前动身。而督察员则需要皇帝亲自遴选、委派,所以说科举是个大工程,比之现在的高考要热闹多了。所以他们想让赵昺定个人选,反正回去太后还得打发他们回来问。

    不过赵昺觉得当下的科举制度虽比前朝有些进步,比如为了抵制请托、投献的现象采用了糊名制度,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每次科举国家需要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定为三年一大比。此外还对程式化文章和考试科目做出了些改变。但是他仍觉的不足以达到为国选才的目的。

    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这些应该和现代入职分科考试差不多。

    赵昺毕竟主持过两次科举了,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应该说早有传承。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考进士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全称为“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且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对古代的科举,赵昺也不得不苦笑,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文风行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

    而对八股文的批判,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科目的设置太过偏颇,科举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过增减,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宋徽宗爱好书法,他老人家就弄了个书画科。发展到后期,只剩下明经和进士科,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在赵昺看来,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当个老师还行,可也就能教孩子们认认字,讲讲做人的道理,估计数学都教不了。这也导致他在琼州开科后,不得不又将他们都送到国子监进行再教育,由些老吏给他们讲讲如何当官,怎么治民,否则直接外放,怕是又多几个百嘛不懂的白吃饭的。

    此外,赵昺认为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多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说难听点儿就是为了做官,获得权势。这也是为何士子们为何都奔着进士科而去,因为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但是赵昺作为后世来客,早就清楚的认识道社会要发展却不只是需要多少官员参与管理,而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创新。靠着吟诗作赋和写几篇文章上位的官员是不行的,他们不懂的如何铺桥修路,不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开渠挖河,也不能造出先进的机械,而是需要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去做,可是他们却被当下的选拔制度堵死了门路。

    要改变这种状态,赵昺明白要从制度上解决,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一些‘小’学科倾斜。可在当前科学发展十分落后的阶段,也不能指望像后世一样那样详细分科,但他也希望将些基础学科添加进科举考试当中去,从中选拔出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技术性官员。

    赵昺当然是希望仿造现代的教育制度,从众多的士子中选拔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进行学习,以求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再由国家授予相应的官职。不过在当前社会观念和条件下想要进行变革将是十分困难,也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当下江南已经十余年没有开科,积累了大量的士子,而自己骤然改变科考的内容和录取方式,那些学了多年经史的士子们十年寒窗等于做了无用功,不闹事才怪呢!但是赵昺觉得再难也必须做出变革,应该在此次科举中增加些小类别的科目,比如算学,这是一切技术发展的基础学科。此外还有医学,虽然大宋已经有了医士的选拔和培养制度,可还很不够,应该提高到国家的层面,而不是只由太医院主持。

    再有对国子监也要做出改革,不应该只作为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来看待,却应办成一所再教育机构,对那些经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进行培训,然后根据他们的擅长分别进行再学习后才能授官,而非稀里糊涂的分到各处当官,那样既可能埋没了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造就一群碌碌无为的庸官。

    如今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但也正是制度重建,进行变革的好时机,可赵昺知道更多的阻力是来自内部,因为这些人都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肯定是不愿意做出改变。而要能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必须先要说服眼前这几个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将想法变成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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