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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小皇帝以为和谈当前对己方有利,且大有好处,但是有什么好处其没有说,郑虎臣知道规矩自然不会多问。: 。可他知道小皇帝千辛万苦的打下这番基业,绝对不会凭鞑子几句话就会放弃的,其中肯定早有算计,自己要做的只是听从吩咐,做好份内的事情。

    “西北之事是不是有了结果?”赵昺傻笑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陛下,江南战事一起,事务局的主要力量便放置在这边了,战后才逐步恢复,属下最近才接连收到消息,本想稍后再详加禀告,陛下却料到了。”郑虎臣笑笑道。

    “朕哪里是料到了,而是猜的。”赵昺摇摇手道,“朕想南必那老娘们儿急于和谈必有缘故,琢磨着只有西北事定,而其监国期间不仅丢失了江南,且断绝了对西北的供应,双方已经闹翻,她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陛下以为真金会不会支持南必和议呢?”郑虎臣点点头问道。

    “朕也很难判断,不过以真金平日所为他应该会支持,其自幼学儒‘性’情温和并不好战;再者此次为能继承汗位,真金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当下应会将‘精’力放在整顿内政上;此外若是能通过和议勒索到钱粮,他应当乐意为之。”赵昺想了想分析道。

    “陛下以为南……那老家娘们儿会与真金合流,那岂不对我朝不利,应该设法阻止才好!”郑虎臣言道。

    “嗯,他们两人联合对我朝确实不利,但朕以为即便联合也是貌合神离,只是形势所迫才会暂时联手,可也……”赵昺点点头。他知道真金代表的是中原儒法势力,而南必代表的是‘蒙’古守旧势力,双方实施的政策背道而驰,不可能‘尿’到一壶儿去的。不过当下真金为摆平众宗王,自然会向守旧派妥协。而自己又是他们当前最大的敌人,那就有可能一致对外先拿自己开刀。

    “陛下有何担心?”见小皇帝脸上突现愁‘色’,郑虎臣忙问道。

    “先将你获知的西北有关情报拿给朕看!”赵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催其将情报拿出来。

    “是,陛下!”郑虎臣急忙将汇集成册的文卷呈上。

    “嗯!”赵昺拿过摆摆手让其先自便,可郑虎臣哪敢离开,而是坐到一边备问。

    赵昺翻阅着文卷,一字字的细看,想要从只言片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他也了解到了西北汗位争夺的经过。忽必烈死后,在西北外宗王的反对下,真金无法顺利继承汗位。但在忽必烈系的诸王纷纷赶到和林后,形势开始发生逆转,毕竟他们不会坐视外宗对汗位虎视眈眈,而他们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实权宗王,外宗势力退缩了,可依然要求召开忽里台大会从他们兄弟中推举大汗。

    忽必烈系在‘逼’退外人后,很快又陷入内‘乱’之中,毕竟汗位太过‘诱’人,而外宗势力又趁虚而入再次介入其中,挑动他们之间又开始相互争斗。相持不下之际,他们想起老爹还晾在一边没有安葬,于是真金提议先埋了老爹再解决兄弟间的事情。

    看来读书多也是有好处的,真金想到外宗皆是守旧势力,自己在争位中处于劣势,于是利用自己太子的身份召集各地重臣前来奔丧,从而把自己一干亲信招至上都。其中拥护汉制的左相安童、伯颜及等人陆续到达,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安童是‘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母弘吉剌氏,察必皇后之姊。他既是勋臣之后,又与忽必烈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由木华黎家世袭第三怯薛的怯薛长,时仅十三岁。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忽必烈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答对后忽必烈甚喜,于至元二年,下诏令年仅十七岁的安童与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

    后来由于忽必烈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他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窝阔台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

    二十一年,安童回朝后和礼霍孙任右相。他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又因启用卢世荣而遭到斥责。不过以其出身和两次任相的经历在元廷和外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又掌管着‘侍’卫亲军,份量是不轻的,同时他也知道南必皇后不喜汉制,因此当仁不让的站在了真金的一边。

    伯颜自不必说,他祖上便随铁木真征战,只因偶然的机会便受得忽必烈赏识,留作‘侍’臣,与谋国事,其能力一直没有能和他相比的。忽必烈越发认可他的贤能,便敕中书右丞相安童的妹妹给他做老婆,并说:“做伯颜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

    此后伯颜领兵平定江南,不久以宗王昔里吉等叛执北平王那木罕,自阿力麻里东犯和林,奉命率师北上,大败叛军于斡耳寒河。此后协助真金抚军,受命镇守西北。因为伯颜善战,才略过人,赏罚公平,治军甚严,在西北诸军中素有威望。而他与真金‘交’往深厚,和安童又是姻亲,便成了其的左膀右臂。

    真金有了两位大将的相助如虎添翼,在他们的谋划下,首先稳住了有所动摇的镇南王脱欢,答应赦免失去江南之罪,将其拉到真金这一边;又通过答应优先增加补给安西军粮,说服忙哥剌支持真金;最后以让也先帖木儿家族世袭云南王为条件,获得忽哥赤一系的首肯。

    对于一直不服的那木罕,他们不理不睬,其再蹦跶只有一个人也闹不起事情来。而那些外宗王在软硬兼施下也闹不起事情来了。这样明显的政治打击,强悍的那木罕不可能不反感,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背后的小动作当然也会暗流汹涌。现在什么都被剥夺了,还要和家里人争权,心里的那个怨恨就不用提了,当然也在处心积虑地搞搞对抗。

    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困兽犹斗的那木罕当然是有了反心,最后是公开摊牌铤而走险了,与其这样不死不活,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在葬礼之后,他领军袭击真金营帐失败后,带领所属的怯薛及亲信逃向辽东封地,叛离了元廷,自立为王,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如此一来,真金登上汗位的道路皆被扫平,在忽里台大会上被众王推举为新一代的‘蒙’古大汗。但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如今宋廷趁他们内‘乱’之际重新收复江南,‘逼’反了北安王那木罕,面临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叛军袭扰。而经过这场权力之争,真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无法骑马,不得不滞留到‘春’天转暖之际才踏上南返之路……

    “真金和诸王都是刚刚离开和林的吗?”赵昺看完后,抬头问郑虎臣道。

    “禀陛下,按照鞑子大汗召见诸王的惯例,应是大汗行驾先行离开后,诸王才会陆续离开!”郑虎臣回答道。

    “嗯,真金是二月上旬离开和林,那么其它诸王也都在途中。”赵昺随手拿过地图,在长几上展开。

    “陛下,是想在真金归途中下手。”郑虎臣赶紧拿镇纸帮助陛下压好问道。

    “现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并非是真金,且他回去后还会有一番争斗的。你以为当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哪里!”赵昺摇摇头道。

    “陛下……以属下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当属川蜀和大理旧地!”郑虎臣看着地图沉‘吟’片刻道。

    “嗯,你说得不错。”赵昺点点头道,“两地相较,朕以为大理旧地对我们威胁最大,当年鞑子无法突破两淮防线,便先取大理对我朝迂回包抄,从而形成合围之势的。如今我们收复江南,依然对我们的西翼构成威胁,西线兵团面临的压力极大。”

    “我们平定江南后,大理各蕃部纷纷叛离,陛下是担心也先帖木儿返回云南后迅速镇压各蕃,依然对我朝形成威胁。”郑虎臣答道。

    “是的,因而我们绝不能让其回到云南!”赵昺重重一拍案几道。

    “属下定做好此事,将其击杀!”郑虎臣施礼道……

    …………

    赵昺与郑虎臣商议至深夜,在黎明前郑虎臣才悄然离开返回京城。而他小憩片刻天便亮了,在与众‘侍’卫对练了一番后,用罢早膳又回到了书房处理公文。最上面的一份依然是兵部送来的,他翻看后不知如何落笔,此事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收复江南后,为了应对拉长的战线和镇戍各地,赵昺下令大规模扩军,只禁军就迅速膨胀到三十万人。而部队的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算武器的匮乏,据兵部统计此番虽扩军至五十万,但是现在全军共有火枪二十五万支,库存不足六万支。各式火炮千余‘门’,但无法满足需要,尤其是水军最为缺乏。同时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武器损耗也十分严重,辎重司报告需要修理的火枪就有近万支,而军器监虽然已经迁到京城,并恢复了部分生产能力,但仍然不足以弥补缺额。

    当下征募的新兵正在进行基础训练,矛盾尚不突出,而即将进行持械训练,那么将导致新兵无枪可用的窘境,入编后也会严重影响战斗力,因此堪待急需解决。现在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也牵连到火‘药’、炼铁、子弹、炮弹等配套作坊扩建,可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原因是扩编带来军官短缺,有经验的,尤其是经过新军训练营出来的士兵都被提拔起来,导致作为作战骨干力量的军士力量被严重削弱,使得部队作战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扩编后编制扩大,新兵尚在训练,缺编却严重,难以承担作战任务。

    第三大问题便是经费的紧张,即便按照每个兵丁每年需要百贯计算,每年至少也需要五千万贯的军费开支。这还不算重新修建营区,打造新的战船及制备武器、被装等费用。而当下善后工作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抚恤阵亡,安置伤残,奖励有功,还有服役满七年的退役士兵也要发放退役金。

    现在朝廷重回江南,官员的增加,城池的兴建及安抚民众都要大量的资金。当下靠着打土豪和战争缴获还能应对过去,而今年却要在不增加赋税情况下筹粮、筹款应对可能随时爆发的战争,靠什么弥补财政的亏空,填补军费上的大窟窿,真是让赵昺愁死了。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恢复中原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进行平衡,要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

    赵昺知道既然自己已经坐上皇帝宝座,就无法规避种种难题,也无法逃脱为人君的责任,要向打仗一样杀出条血路,对当前的国策进行改变。而这个难度也不小,但绝非大家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当时尽管没有立法议员,但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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