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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林锋所犯的罪过,无论是从国法和军纪上哪个来讲,其都是死路一条。而让赵昺更为失望的是其还不知死,不仅在得到自己的警告后,即没有来‘自首请罪’,也没有收手。在大战之后清扫战场时,还擅自截留战利品,将不少财物收入他的囊中。且暗地里居然笑话自己不知享受,身为皇帝每日四处征战,吃不好,睡不好,还不若自己做个地方大吏,好吃好喝,钱财不缺。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其不仅丧失了进取之心,还滋生了享乐之心。仅此一点赵昺觉得此人已经不可再用,也不能再留,且要借其人头来杀一儆百。他心里十分明白在琼州窝了这么多年,过去见识过江南‘花’‘花’世界的人不免会蠢蠢‘欲’动,而头次看到的亦很容易深陷其中,以为苦了这么多年也应该享受一下了。若这种思想蔓延开来是很危险的,将毁掉自己的复国大业。

    自从赵昺入主帅府直至登基到今天,处决了不少违反国法、军纪的官员,而让他动了杀机的高级官员秦林锋还是头一个。而大宋的祖宗家法一直秉承着少杀的原则,尤其是高级武官极少因为贪污被处以极刑的,不过他难以容忍这种腐化的官员存在,让其恣意侵蚀国家的肌体。但是杀一个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追随自己的部下,且为立足琼州,开创根据地的有功之臣还是让他很是痛心。

    赵昺一向是算盘打得‘精’,喜欢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今不论是说杀‘鸡’儆猴,还是要杀一儆百,皆是要以此警示全军,那么就需要将其明正典刑,让天下人皆知贪腐就是这个下场。即便其身居高位也没有贪腐的特权,难逃国法、军纪的惩处,问题是难也就难在这里。

    秦林锋沉浸闽广地区多年,不仅在威胜军中一手遮天,且在地方上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采用暗杀或是秘密处决的方式,再以暴毙为由宣布其死亡引发的动‘荡’最小,那么这种不明不白的做法就无法起到警示作用,也难以追缴其贪污所得,如此一来即便有人知道其死因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反而会让一些人产生‘死了我一个,幸福好几代’的想法。

    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赵昺琢磨出来的,而是借鉴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雍正。其前任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严峻的形势下,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清理积欠、诛杀贪官,都是势在必行。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更为彻底的措施。

    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他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的。

    由此看来贪官们不仅只是死路一条,而是连死路一条都没有,其的政策就是:死了也不放过他。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务必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也可见当时官场上对这个刻薄皇帝的怨毒之深。

    赵昺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反**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按照现代法治的观念,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接手的江南早在亡国之前就是已经贪腐成风了,又经历了‘蒙’元十年的掠夺,官场早已经烂透了,且形成了不以贪污为耻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赵昺清楚‘乱’世只有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之风。那么秦林锋将作为一个典型用以警示后人,也许他一个人的脑袋掉了,就可以让世人引以为戒,不知道多少人可以因此有所收敛而保住脑袋。

    赵昺虽然下定了要杀秦林锋的决心,且要重组威胜军,并做好了响应的布置。可他也知道这事儿最好自己不要动手,免得落下诛杀‘功臣’,打击异己的名声。如此虽然有即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但在这正是用人之际还是要爱惜自己羽‘毛’的,得了那么个恶名谁还敢跟着自己打天下。

    而自己不出手,必然就要有他人动手。赵昺就想到了文天祥,其是朝廷右相,位高权重,当下又主持西路战事,威胜军正在其统领之下,由其出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合适的人选。且自己又不是让他诛杀功臣,那秦林锋的罪行都是铁板钉钉儿的事实,让他当打手主持此事不但不会落下恶名,反而有益于提高其威望,坐实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铁血宰相之名……

    “陛下,臣以为此事应当机立断,及早处置以免生变!”文天祥思索良久,才抬头肃然道。

    “嗯,朕也深以为是。”赵昺重重点点头道,“秦林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已经不是一日半日,其利用权力与‘蒙’元做生意,难保不会与敌勾结。当今我军刚刚收复鄂州,威胜军又布置在前沿,朕真的很担心。”

    “正是,鄂州久攻不下,威胜军防线被敌连连攻破,直‘逼’大营,威胁陛下驻跸之地,现在想来其难逃嫌疑。而如今威胜军驻守夏口和汉口,若其怀有异心,鄂州将十分危险,令其回防也不妥当!”文天祥皱着眉言道。

    他对当前的局势十分明了,夏口和汉口扼守汉江口,可谓是鄂州城的前哨阵地,一旦不战而降,敌军可直‘逼’鄂州城下,且可顺流而下威胁京畿。如今护军驻扎在此,其也许不敢擅动,而圣驾一旦离开,难保其不会动手;若是将其调回闽广同样存在隐患,由于大军急于夺取长江防线,只在地方重镇留兵驻守,许多州县仍未收复,后方并不稳定,敌军尚有一定的实力,若是他们里应外合作‘乱’,局势更难以控制。

    “既然如此,秦林锋是不能留了。但其手握重兵,又遥控闽广,处置起来十分棘手啊!”赵昺轻叹口气道。

    “陛下,此事可还有其他人知晓?”文天祥压低声音道。

    “当下此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其他晓得内情之人也皆在控制之内,绝不会走漏消息。”赵昺回答道。

    “如此最好,我们君臣便可暗中从容布置,然后将其一举拿下,迅速平息此事!”文天祥言道。

    “嗯,那么就有劳文相主持此事,朕定鼎力支持。”赵昺点点头道。

    “为君分忧,为国除‘奸’,是臣之本分,定不负陛下所托!”文天祥施礼道。

    “此事处置一定要果断,布置要严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拿下,与此同时将威胜军中其心腹控制起来,且要避免引发兵‘乱’,防止其率部逃向江北。”赵昺叮嘱道。

    “陛下,臣记下了。但……但不知皋羽是否与其同流合污,卷入其中?”文天祥犹豫了下又问道。

    “据朕所知目前皋羽并没有牵扯其中,但其不仅未能制止其行,亦没有发现其恶,或是视而不见,却也有失察之过!”赵昺言道。他知道谢翱在文天祥开府剑南之时,曾率乡兵数百人投效,担任谘议参军,也算是其的老部下,因而担心其卷入其中。

    “唉,皋羽真是辜负了陛下的信任,不仅未能治理好闽广,属地发生如此大的事情居然毫无所知。”文天祥叹口气道,“陛下,不置可否让其戴罪立功,前往闽广平息地方?”

    “文相也知此事万一走漏消息,便会引发大‘乱’。而皋羽是否牵扯其中,尚未查实,用之若有意外,岂不误事!”赵昺摇摇头拒绝道。

    “陛下所言极是,可若是军政首官皆被处置,是否会让地方震‘荡’,人人自危呢!”文天祥听罢施礼道。他内心虽然为谢翱惋惜,但是也明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若说其一点儿也没有风闻秦林锋所为,肯定任谁也不会相信。小皇帝话说的虽然婉转,但显然业已将谢翱列入怀疑对象,起码在此事水落石出之前不会对其信任了,而前途也骤然变得渺茫,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文相,除弊莫大于去贪官污吏,果贪污尽去,则天下自享其利矣。我们不可因为一时之急,而致贻害后世!”赵昺断然拒绝道。

    “陛下,皋羽毕竟年纪尚幼,又非主谋,若是受此牵连而获罪,则前途尽毁,可惜了其一身的才学!”文天祥仍不死心,试图挽回道。

    “文相要知小错不惩,将成大恶。若是秦林锋之事早有人揭发,也不会铸成今日大过,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还会连累家人。皋羽之事待查明之后,再据其过错予以处罚,文相也应该相信朕会公正处置,而若牵扯到他人,无论是位极人臣,还是乡里小吏,朕同样都不会姑息。”赵昺肃然言道。

    “陛下,臣绝不会因‘私’而废公,也相信陛下能秉公处理,但愿其能洁身自好,不会牵扯其中。”文天祥轻叹口气道。

    “文相为一国之相,当知治国先治吏的道理,吏治**乃是亡国之路,切不能心慈手软,也不要怕众人非议,朕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看着文天祥略带失望的神情,赵昺给他打气道。他又想起了雍正,其就是用一种极端独裁的方式大刀阔斧地惩治了**,在他当政那段时期,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保身,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而他在青史上留名也皆因他的整饬吏治。

    康熙后期,由于皇储立废反复,让康熙帝心力‘交’瘁,政纪废弛。康熙力不从心,采取宽大为怀策略,许多贪官不懂感恩,贪污受贿,肆无忌惮。雍正上台伊始,经济举措连发,摊丁入亩,耗羡归公,设养廉银,弛禁闽粤南洋贸易等等,除此之外,向官场宣战,惩贪倡廉。

    对于雍正的惩贪治腐,亦有担心者。许多**重灾区,官员在一年内罢黜获罪者近一半,以致有督抚忧心忡忡:“若再提参,恐无人办事矣。”这话的意思是纪委再查下去,官场要停摆了。雍正态度明确地回应:严治贪婪,清厘帑项,概不得免,而追呼牵扰,亦有所不恤。

    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污成风的年代,雍正的这些措施也算是以毒攻毒,极为有效。官员**一经他发现绝不姑息,惩贪除弊无论皇亲国戚,还是老将旧臣,一概严惩不贷,多数都会保不住‘性’命。。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的肯定。

    而雍正也因为治吏刚正严苛得罪了不少人,以致朝野与之不利的谣言缠身。雍正写下“为君难”匾额,镌刻“为君难”宝印,都表明他身为一国之君所作所为的处境,他曾在雍正元年训谕:“吏治不清,民由何安?”此语金声‘玉’振,也得以载入史册。而如没有雍正帝有力有效的吏治,也绝不会有后面乾隆六十年的风光无限。

    当前正是复国之初,百废待兴之际,而‘蒙’元对江南的侵占也打破了过去的规则,思想正处于‘混’‘乱’时期。赵昺知道此中情形下中兴大宋是困难重重,但也是难得的机遇,他正可以重塑规则,建立起新的秩序,而整顿吏治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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