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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昺放出的这个内部消息令几位宰执脸色数变,他们深知此事若不揭露出来定将引起朝中的骚动,毕竟‘君辱臣死’的观念已经渗入到了每个士人的骨头中了。若是帝陵被盗掘,不仅仅是皇室受辱,也是整个士人集团,整个国家、民族的耻辱,这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责任。

    “诸位爱卿,以为当如何处置?”赵昺面色沉重地道。按照他的本意是不想将此事提前泄露出来,而是想等皇陵真的被盗,将自己和众人都逼到绝路上时,再高举伐无道之名直接兴兵出战。但细想之下,还是不大妥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露出些许风声,那么宝座自己也难以坐的安稳,还是给他们吹个风儿的好,万一事败也能有人背锅。

    “陛下,臣以为事不宜迟,应起兵前往会稽驱逐贼盗,护卫先帝陵寝。”陆秀夫首先起身施礼道。

    “哦!”赵昺有些吃惊,他怎么也没想到陆秀夫会首先提议出兵。从个人性格来说,其做事沉稳,趋于保守;从官场惯例来说,其是首辅,不应首先发表意见,以便听取众人的意见,以免出现过激的局面,无法收场。而他想想陆秀夫也是没有了退路,若是他态度暧昧,导致皇陵被盗掘,无论是否支持出兵护陵与否都得引咎辞职。当然这其中还有个态度问题,皇帝的祖坟都要被挖了,若是还不表态那与找死何异。

    “陛下,臣附议。挖坟掘墓、辱及先人,本就是人神公愤之恶行,妖僧居然盗挖王陵,觊觎先帝诸陵,此乃十恶不赦之罪,绝不能视之不理!”文天祥也起身奏道。

    “正是,臣也附议!”应节严和刘黻双双起身施礼道。

    “陛下,臣愿亲领一军直取会稽,护卫先帝陵寝,定斩妖僧首级献于先帝陵前!”张世杰也急忙起身施礼朗声言道。

    “诸位爱卿,果然都是忠义之士,朕心甚慰!”赵昺抬抬手让众人免礼起身,十分欣慰地点点头道。不过这次是真的十分欣慰,尽管平日间大家会为政事争吵不休,但大是大非当前,大家的意见都保持了一致,一个个的都不含糊。可他也知道当下建庙之事已经被炒的民意汹汹,谁不同意就不仅仅是与自己为敌了,而是以天下为敌了。

    “忠君为民乃是臣等之责,如今先帝陵寝陷于敌境,是臣之罪过!”陆秀夫面带愧色地道。

    “陆相不必过于苛责,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赵昺摆摆手道。

    “陛下,臣以为可效仿当年孟忠襄祭奠巩县先帝诸陵之举,遣奇兵突袭会稽,击杀妖僧杨琏真迦,修复诸陵后迅速撤回!”这时文天祥奏道。

    “咝不妥!”赵昺听了略一思索皱皱眉道。他知道文天祥所说的孟忠襄是南宋名将孟珙,忠襄是其谥号,但是今时局势已非昔比。

    那时端平二年,南宋和蒙古联手灭金,攻下金国最后一座堡垒——蔡州。蒙宋联军方面的宋军主帅就是孟珙,其将金帝的尸首带回了国内。与此同时灭亡金国后,南宋方面认为终于一雪靖康之耻,于是决定要祭祀先帝,告知列祖列宗,灭国之仇终于得报。谁都知道这其实是一项‘面子工程’,但又不能不同意。

    但是问题又来了,北宋皇陵地处河南巩县,那里早就变成敌占区,且百年无人问津。而这时的蒙古政权开始要来争夺河南一带,并且来势凶猛,陕西潼关、河南一带都已经有蒙古兵的踪影,朝廷委派来祭祀皇陵的专使太常寺簿朱杨祖、看班祗候林拓都很畏惧蒙古兵,觉得风险太大,不敢前往皇陵所在地。对北方军事地理很熟悉的孟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蒙古兵从淮东过来,没个十来天是到不了皇陵所在地的。

    而孟珙也清楚祭北宋皇陵是一件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所以想要保住面子,又要考虑安全,快闪是最可靠的办法。于是他精选骑兵,带着朝廷使者日夜兼程赶往皇陵,十天之内赶到皇陵,进行了隆重的祭陵后从容撤走。这之后几天,蒙古兵才到。他这么做,朝廷满意了,使者没有风险,更没有因为照顾宋皇室的面子,而投入太大成本搭进军兵的性命,上下皆欢喜。

    “臣以为右相之议不可!”张世杰听了,犹豫了下还是站出来道,“当年孟帅轻兵前往故地祭祀之时,女真才灭,鞑子未至,虽是孤军前往却无大敌,快去快回尚可实施;可如今江南皆已陷落,鞑子经营年久,且会稽居于腹地,距临安不过百里之遥,而那里屯驻有敌大军,还有敌水军相阻。轻兵前往只怕非但不能斩杀妖僧,却可能深陷其中!”

    “张枢帅所言正是,两厢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即便遣重兵相随也难以应对,轻兵前往无异于虎口拔牙、自投罗网!”应节严也不同意文天祥的提议,以为太过冒险。

    “正是,若是轻兵前往,即便斩了妖僧,修复诸陵,但是难以久留。鞑子尚可另遣他人前来盗掘皇陵,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刘黻也不同意,这样做也只能算是略表寸心,却无益于长久解决此事。总不能人家挖一次,咱们派人去填一次,而蒙古人也不是傻子,总让你能一再得逞。

    “嗯,是吾考虑欠妥,枢帅可有良策?”文天祥想想也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两地不仅相隔千里,还要渡海作战,人少了根本不足应对。他转向张世杰问道。

    “吾以为若解危机,必用重兵,占据临安,经营江东方是长久之计!”张世杰言道。

    “重据临安岂是易事?”陆秀夫皱皱眉言道。

    “左相,当下贼酋忽必烈已命不久矣,其一死内部相争,正是我们出兵的良机”张世杰说了半截却被陆秀夫打断了。

    “枢帅切不可妄言,谁言贼酋忽必烈将亡?”陆秀夫沉着脸道。

    “此言乃是陛下于众将面前所言,却非吾妄言,难道左相你们都不知吗?”张世杰连忙摆手解释,可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是茫然不知的样子又压低声音道,仿佛怕小皇帝听到怪罪一般。

    “陛下,此言当真!”陆秀夫向上施礼道。

    “呵呵,此事当真,只是朕那日喝多了酒,一时忘记告知诸位了!”赵昺尴尬的笑笑道。

    “陛下年纪尚幼,又怎能饮酒!”应节严听了阴了脸道。

    “先生勿恼,只是一时高兴才喝了几杯,谁想到朕的酒量却是如此不济,以后万万不敢再饮了!”赵昺连忙承认错误道。而心里暗自感激,老头儿明着是训斥自己,实际是暗中为自己解围,想想此等重大的事件当朝宰执一个个都不知晓,反是一帮武人先得到了消息,岂不又挑起双方的矛盾,而他也会被质疑对几位重臣不信任。可老头儿几句话就洗清了一切,自己这个最受皇帝信赖的师傅都不知道,你们也就别跟喝醉的小皇帝计较了。

    “陛下,可否借舆图一用?”众人还想再探探陛下为何确信忽必烈将死,可张世杰却不合时宜地奏道,想接着阐述其想法。

    “有何不可,不若去书房那里最为齐全,不必再拿来找去!”赵昺说着离座道。

    众人跟着小皇帝移驾临时改造的大书房,大家一看满屋子的书籍、地图便知其绝非是度假来了,而是再琢磨大事。在其中侍奉的小黄门得到吩咐立刻将舆图找出来铺在一张大案上,又用镇纸压平,众人才围拢过来。

    “陛下,臣以为我们可以取海路前往妥当,一者可避免与沿途敌军交战,二者也可达到突袭之效。因而先遣水军直入钱塘江口先行歼灭敌屯驻龙湾的敌水军!”张世杰指着地图道。

    “枢帅是欲先夺临安?那里城池高耸,又屯有重兵绝非短时间可下!”文天祥言道。

    “右相勿急,吾攻入钱塘江只是诱敌之计,使敌不敢擅离临安。而此时可遣一路军从侧翼袭取独松关,将敌困于临安,又可阻敌增援。这时可出兵会稽,进而围杀妖僧,祭祀诸陵!”张世杰言道。

    “枢帅之意,是想在临安城与敌决战,将其屯驻之军尽歼城内!”陆秀夫问道。

    “正是!”张世杰点头道。

    “不妥,临安城驻扎蒙军四个万户及一个水军万户,若想强攻临安就要全军尽出,则琼州将无可战之兵,一旦失利将再无退路,万不能行险!”陆秀夫言道。

    “正是,临安城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其若闭城不战,可坚守年余也未尝不可!”文天祥也提出异议道。

    “攻破临安城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占据临安,却可以盘活整盘棋,但是如何以最小的损失赢得最大的战果才是最重要的!”赵昺这时言道。

    “陛下是如何谋划的?”别人可能看不出来,可应节严却看出挂在墙上的地图多是江浙路的,而小黄门很快能翻找到临安地图,说明其经常用到,所以才能够做到,因而他知道攻打临安早在小皇帝的计划中,只是在等待良机。

    “朕以为我们既然以讨伐盗掘皇陵兴兵,便可以此为中心展开第一阶段的战斗!”赵昺言道,“张枢帅提议自海路进兵,先遣水军夺占江口歼灭敌龙湾水军此议甚善,也十分必要,如此便立于不败之地。朕以为却不必先取临安,而是先取绍兴守护皇陵,敌得知后必会出动大军前来讨伐,从而牵制敌部分兵力,并设法歼灭之!”

    “陛下的意思是引蛇出洞,将敌诱出城池从而歼敌一部,减轻攻城时的压力!”应节严说道。

    “不错,在消耗临安守军大部军力后,我们再占据城池引起来攻。敌四面而来,我们则可利用密布的水网快速机动,集中兵力逐次歼敌,从而可以打乱敌在江东的部署,改变江东的局势!”赵昺言道。

    “陛下的构想不错,但是格局有些小,若是敌集中周边数路兵力来攻临安,则有应接不暇之虞,也难以盘活整个江东。”应节严说道。

    “先生之意是想在临安之外另开辟战场,以缓解临安的压力!”赵昺略一思索道。

    “陛下一言即中!”应节严点头笑道。

    “朕也曾有考虑,但是江东重镇不外乎临安和建康两府,可若想攻取建康只怕比之临安还要困难几分!”赵昺言道,他十分清楚建康的战略重要性,这是横亘在长江下游的一个重镇,若是不能将其控制则敌江北之兵可源源不断的增援江南,也难以向上游发展,割据江东终难实现。

    “陛下可以声东击西袭取临安,为何不可故技重施夺取建康呢?”应节严反问道。

    “话虽如此,可要将建康之地诱出,诱饵要足够的大,或是其价值重大!”赵昺皱皱眉头看着地图,手指突然在上面点了一下,“先生以为这里如何?”

    “不错,陛下真是慧眼,攻取刘家港等于扼住了江北的粮袋子,无论是谁也不会放弃!”刘黻和应节严对视一眼,又转向小皇帝道。

    “刘家港?!”其它几个人却是一脸惊愕地道,他们不明白为何几个人会选中那里。

    “事情是这样的”赵昺看几人不大明了,便解释道。

    忽必烈继位后,于至元九年迁都北京,定名大都。不过他也为自己出了一道极为棘手的难题:初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首都,人口由十几万暴涨至八十万,最迫切也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当时是以米粮为俸禄供养官吏和军队,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薪饷。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一千二百余万石,其中却有一千万石来自江南。

    东西是有了,但是如何把巨量的粮赋运到大都?这却让忽必烈颇为抓狂。他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他不得不另觅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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