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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战略发展方向之争中,赵昺一直处于劣势,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先据东南的观点,并不断试图说服众臣。玩儿过围棋的人,尤其是初学者起手往往都喜欢占角据边,形成稳固的局势后再向中心发展,因而有‘金角银边’之说。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也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所以历史上群雄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

    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且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也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则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所以说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

    从这个角度将西川和东南都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赵昺知道历史可以借鉴,不过没有事物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乃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

    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变的举足轻重了。

    当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现代的北京,正处于河北的范围之内,而山东正是东南之翼,占据东南谋取山东便可对河北形成合围之势。但是占据西川谋取中原,首先要攻取关中,再下河北,而陕甘紧邻蒙元旧都,将处于敌方的两面夹击局势。且兵出垅中处于仰攻姿态,在战术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割据四川鲜有北伐成功的,却多被敌所灭。

    赵昺在试图说服众臣的时候,大家也在设法让他从谏随流,又从人文、物产、民风等多方面劝谏。他以为其中不能说不无道理,但也存在偏颇,其中的许多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他们称古人常言南方民风柔弱,一纸可安。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南方百姓也没什么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风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打猎为生,以肉食为主,运动较多,身体较为健壮;而汉人则以面食物为主,锻炼较少,自汉朝以来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张追求功名利禄,素质可见一斑。

    赵昺对此不以为然,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

    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后世更有号称天下强兵的广西狼兵。

    再有在物资供应上,赵昺也承认可用矿产资源和矿产开发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关的是煤铁资源,北方占优,而且一直持续到现代。粮食及肉类的供应,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有稷、黍、糜、小麦、高粱等,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产量比较稳定,有利于做战略储备。

    不过宋代以后占城稻的引种已经改变了这种局势,一年两熟已成普遍,除非发生大面积灾害,否则军粮是有保障的。肉类的供应是成问题,赵昺在才琼州也深有体会,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鱼类解决了蛋白质缺乏的窘境,各军之中食鱼也成为习惯。而南方水网密布自然不会缺少鱼类补充,且要比养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北方适合养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极大,野战中骑兵面对步兵有绝对优势,步兵打不过骑兵就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结果,打得过则很难追击扩大战果,赵昺承认骑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获得战马之难,现在琼州军也正因为战马数量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充。

    不过想用步军出西川与敌军的骑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而琼州水军敢说天下无敌,即可在海中杨帆远征,又能在内河中纵横无阻。可关中地区缺水是常态,东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击敌所长呢?再有江淮地区水草丰美,虽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马,但也可以一解缺马之虞。

    另外众臣所言的困难,无论是取西川,还是占东南都同样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北方相对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南方相对很难。容易统一的北方地区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资源优势,向南则易于各个击破。

    北方相对寒冷,有较为漫长的冬季,而南方相对温暖,冬季短暂而且基本没有冰冻。这样的气候差异使从北方向南方攻击的时候气候影响相对较小,而从南方向北方攻击的时候则受气候影响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来之后,很少见过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时节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作战。而且冬季的后勤补给会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失败。

    赵昺认为如今蒙古人已经统一全国,这就是个伪命题,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而割据东南也非一无是处,他记的后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尤其是宋的南迁更迫使北方流民陆续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本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并非没有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赵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民心所向,东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据点。这让他难以理解为何行朝的朝臣们却一心想要去西川,后来想想也许是朝廷的倾覆让他们失去了再度经营东南的信心,觉的当年靠举国之力与敌麓战四十余年都未能阻挡蒙古人铁蹄,不若前往西川这个封闭之地得以苟安。至于攻取关中,进取中原只怕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

    胆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进成为了行朝的主流。而赵昺此刻当皇帝正‘上瘾’呢,当然不想只做个西川之主了,却要恢复旧地,重返中原。可是两派争执不下,久议未果,此前他还不着急,可以坐山观虎斗,想着大家吵吵更健康。不过当下忽必烈将死,蒙元内乱将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势下形成统一意见却也不容易。

    如今杨琏真迦来了,使他有机可乘,赵昺相信在皇陵被盗掘的情况下,西进派对这奇耻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还固执己见,只怕他们的官也当到头了,虽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说十分卑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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