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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伟人说过‘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古代农民起义也往往是因为土地制度的崩溃,土地兼并导致广大农民失地,流离失所生活无依。宋代不抑土地兼并,南宋由于地域减少,人口增加,宋末土地兼并也极为严重,土地集中到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激增,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不能不说是亡宋的原因之一。

    而蒙古人更奇葩,不仅未着手消除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反而是大肆掠夺、兼并土地。元朝的土地,从占有形式上看,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皇帝给予贵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赐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寺院以及自耕农占有的民间土地。

    元灭南宋,对于蒙古、色目统治阶级和投靠蒙古统治者的北方各族官僚地主来说,便是他们掠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对于一般汉族地主而言,又正是趁火打劫、兼并土地的绝妙空隙。所以元朝统一全中国后,大土地所有制在宋、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统治阶层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多,自耕农的土地却愈来愈少,或沦为封建地主的佃户,或流离失所,短短的数十年内,便出现了较北宋、金更为严重的土地高度集中现象。

    宋、金两朝灭亡后,不但原有的官田转为元朝政府所有,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军阀们所掠夺的土地也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颇为可观。元朝官田的另一来源,是籍没官田和得用各种借口直接括占私田。南宋守土官员坚决抵抗元军者,江南地主支持南宋政权抗元斗争的其田产没为官田。

    元朝蒙古统治者进入汉族农业地区后,认识到使百姓安业力农对于巩固其统治大有利处,故元朝初年,忽必烈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可是,由于长期游牧生活的传统习惯,以及为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尚需要大批战马,所以全国统一后,牧场、草地仍在继续扩大。在分布全国的军队驻地周围,又都开辟牧场孳养马匹,而内地和南方的牧场和草地主要圈自民田。

    元朝屯田布列于全国各个角落,自中原到边疆,无地不屯。屯田既广,官田不足,便夺民田。又常以被签民户自备“己业田“充数,而屯户世袭,于是连自己占有的部分田地也成为官田。自由农民一旦被签为屯户,既失去土地,又失去人身自由,世代被强制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上,沦为国家的永久佃户。

    另外元廷将一部分官田赐给贵族、官僚,其数量之多、滥赐之盛,亦为历史罕见。蒙古、色目贵族和各族官僚,除从朝廷那里得到大量职田和从皇帝那里取得赐田外,还通过战争掠夺和其他强制性手段占有大片田地。蒙古统治者自成吉思汗开始即利用各种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辅助手段,对寺观的赏赐,其数量大得惊人。

    元朝是典型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王朝,蒙古贵族、汉人地主世侯、南人富商以及僧侣构成了超级富裕阶级,土地集中兼并比前朝还有进一步发展,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日子那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面对巨大通货膨胀,这些富裕阶层还能通过田地、房产、金银珠宝等不动产来抗通胀,而普通农民就没那本事,只能被动享受纸钞飞速贬值。所以元朝统治全国后不过二十年,中原和江南就义军就四方而起……

    东南地区是宋朝最后的沦陷区,且也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地区,因而这里受到的压迫也是最为深重的,大小起义不断。但是往往都难以持久,很快被元军镇压,可也与元廷势同水火。而事务局在其中也是煽风点火,不断制造麻烦,在两广和江西、福建整合各种力量,在两广交界处建立起数个小的根据地,如今数个地区只剩下几座孤城还在元军控制之下,这还是看在与斡脱商人的协议面上,才没把事情进一步搞大。

    不过百姓自发的起义也不断发生,前年春天在广东新会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而赵昺一打听还有自己的亲戚参与其中。此次举事的叫林桂芳,他的父亲林获曾任宋朝的琼州太守,致仕居乡。在行朝转战广州附近时,林获与护驾的赵宋宗室赵必次相好,结为至交。

    赵必次原名逊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登进士,被封为上柱国。元师攻陷临安,随杨妃护二王南逃,由闽到粤,托嗣长子赵良钤、次子赵良縂于林获,其战死在崖山。林获担负抚养赵嗣之责,将他们匿藏在睦洲镇东乡,改赵良钤名为林大奴、赵良縂名为林二奴。

    林获不负所望,对二人待如至亲,诗礼庭训,练弓习艺,常年不懈。林获有二子,次子林桂芳好义习武,与赵氏兄弟友爱相投。数年后琼州日盛,几个年轻人一商量就举事响应,在皂幕山之西的罗旁坚旗举义,聚众万人,抗元复宋。

    想想几个毛头小子,即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又没有领兵作战的经验,脑子一热就凭一时之勇竖起义旗。新会与广州咫尺之遥,又是沿海重镇,元军怎么会坐视。同知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率军镇压,一战便义军便败,损失三千余人,军帅潘舍人被擒。大败之下几个人才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好玩儿的事情,只能退守皂幕山,在敌军围攻之下危若悬卵。

    此时,平康欧南喜和马南宝借机起事,增城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等响应,擒杀元广东道运盐转运使合剌普华,合兵增援林桂芳部。一时间岭海震动,敌将张玉将兵万人会同江西行省兵马征讨,双方麓战多时屡败元军。眼见形势大好,欧南喜和马南宝转攻广州,但屡战不克,只好再回新会,并联络黎德。黎德随后集聚大小船艇七百余艘,号称二十万众起事响应。

    眼见广东的事情越闹越大,已经闹翻了天,赵昺当时气得脑瓜仁疼。他本想借着与斡脱商人的合作闷声发大财,积蓄力量,布置棋子,同时采用边战边积累经验的方式锻炼新军,同时武装义勇建立牢靠的根据地,前时一切顺利,步军十个师,陆战队三个旅换装后皆以经过实战,并收编了五支义勇,拥有兵力十数万。

    可几个年轻人捣乱也就算了,赵昺已经遣水军进入崖山准备出手将自己的俩亲戚接到琼州了事,没想到马南宝却借机起事,糊里糊涂的搅了进去。而黎德是事务局收编的海寇队伍,本来是利用他们走私货物,运送私盐的,这下也跟着起哄,想想二十多万人又打广州,又杀官员的如何瞒得住。偏偏人家还好心好意的打着‘反元复宋’的旗号,账肯定是要算到自己头上了。

    果然没几天,斡脱商人便找上门来问罪,称琼州不遵协议,扰乱了广东他们已经压不住这件事了。赵昺也很无奈,说起来这些斡脱商人也算够意思,前时因为自己所属的一支贩盐队伍与江西行省的招讨使答失蛮发生冲突,己方队首陈良臣发动东莞、香山、惠州的各个贩私队伍上万人准备对抗。最后还是斡脱商人们走通了江西行省按察使的门路,竟然将答失蛮罢免,才平息了此事。

    而此次事情闹得大了,蒙元江西行省以都元帅课儿伯海牙、宣慰使白佐两个万户,会同王守信征剿‘叛军’。对于这帮无组织无纪律的‘草寇’,赵昺真想撒手不管,任由他们被元军剿灭,但是转念一想那边好歹有自己的俩皇亲。再有马南宝因为资助行朝粮饷被授予工部侍郎,圣驾还曾在他们家住过,人家也是效忠朝廷。若是撒手不管自己显得真是不够意思。

    赵昺知道实力一旦暴露将惹来忽必烈的重兵围剿,自己辛辛苦苦布下的棋子也将被一一拔出。而不动手那些义勇分分钟钟就会被剿灭掉,别看他们号称二十万人,能有半数就不错了,而能战的还得再减去五成。无奈只能充当灭火队,他增派两师兵力转向广州做出攻打之势,然后再由斡脱商人从中斡旋,一是让围剿义军的元军撤兵回援;二是卖给斡脱商人个面子,还他们个人情。

    当然假戏还得真做,广州这地方宋军已经来过多趟了,为了防止宋军再次被占,广州的城墙被拆了个干净,成了个大杂院。琼州水军轻车熟路的拔掉港外的钉子冲入港口,然后秉承小皇帝贼不走空的教导,纵兵在原来的蕃城中大肆‘劫掠’,并以炮火轰击官衙,令其尽快投降否则将屠尽城中的蒙古人。

    当年琼州军攻破广州城的场景大家还未忘记,百姓们当然希望王师入城,那些官僚大商们却心惊胆颤,彼时被杀者可是血流成河,家财抄的干净。于是他们纷纷向江西行省报告要求尽快回援,而广州虽已经衰落,可仍然是东南重镇,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而斡脱商人们也借机出场,成能够从中斡旋让敌退兵。

    一番讨价还价后,到五月终于有了结果,元军回撤让‘叛贼’自散,不再追责,宋军收取赎金后撤围离开。全城募集了银钱二百万贯,粮食五十万石在交给宋军后即刻撤军,当然斡脱商人也没吃亏,他们是两头吃好处,还博得了个好名声。赵昺借机将这帮‘爷爷’们请回了琼州,该整顿整顿,该打屁股打屁股,但是种子却已经种下,等待春雨再次降临……

    历时四年行朝已经陆续在两广、闽赣和福建地区建立了大小十数个根据地,彼此之间既能各自攻守,也可相互呼应。于此同时赵昺从行朝选派原籍官员前往各个根据地建立政权,健全机构,实施管理。如今大的根据地占据数州之地,小的也有占有数个县,虽然尽是些偏僻地区,但人口已经有四百余万。

    根据赵昺前世所学的阶级分析,他知道沦陷区的百姓有两大类,一类是豪强大姓,他们为了牟取利益而举旗造反。另一类是贫苦下户,他们中间有的为饥寒交迫,为了改变处境转而追随造反者。好强大姓举事既与元廷有矛盾,但又往往与官吏勾结,互为奸利。他们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起来反抗官府,但其根本利益与统治阶级一致的。而一般贫民下户出身的百姓,则是反抗的坚决参与者。

    因而赵昺也知道仅凭大义是无法将根据地上的百姓拴在自己的战车上的,那要让他们得到实惠,看到好处才能够心甘情愿,由自发变为自觉的上车。中国人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结,在当下的农耕社会土地更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赵昺在各个根据地首先实行土地改革。根据在琼州积累的经验,他仍采用按口计田的方式分配土地,如此才能将百姓拴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逃亡,同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开办学校、选拔当地贤良士绅参与管理。

    土地的来源自然是要抢,杀了那些汉奸地主,宰了跑马占地的鞑子贵族,驱逐强占土地的色目人,把土地分配给百姓和那些解放的‘驱口’。而要想长久的占有这些土地,那就要与敌斗、与敌打,一旦手上沾了鞑子们的血就难回头了,只有团结在朝廷的大旗下才能生存,保住自己的所得。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赵昺发现形势与前世的抗战时期有了几分相似,城市是敌人的,广大的乡村是自己的,鞑子的政令只能在各级治所还行的通,根本难以深入偏僻的乡村,百姓在行朝政权的领导下抗捐抗税,驱逐敌政权,甚至刀兵相向抗敌征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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